《爨（cuàn）宝子碑》 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东晋安帝乙已年（公元405年）刻，用笔结体与《中岳嵩高灵庙碑》极相似，在隶楷之间。碑质为沙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县扬旗田村，1852年移置曲靖城内，1937年移到曲靖第一中学，196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重新修理工建碑亭，加固碑座， 现存于曲靖一中爨轩内爨碑亭，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爨”字音同“窜”，这个字难写，为了方便记忆就编了一个顺口溜：“�d字头，林字腰，大字下边用火烧。”
　  碑身长方形，通高1.83米，宽0.68米，厚0.21米。碑首半圆形，碑额题“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15字。其为云南边陲少数民族首领受汉文化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的。碑文13行，每行7～30字，共336字。除最后一字缺损外，其余都清晰可辨。碑的主要内容是叙述爨宝子的生平、家世及其政绩，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碑文系用骈体写成，文辞古朴高雅，音韵铿锵。此碑的书法在隶楷之间，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为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极高的书法的地位。在书法史上与《爨龙颜碑》（比《爨宝子碑》晚五十三年）与《爨宝子碑》并称为“爨”，前者因字多碑大称“大爨”，此碑则被称为“小爨”。  
　 碑文记述爨宝子生平，系爨部族首领，世袭建宁郡太守。滇人袁嘉谷曾为碑亭撰书一联“奉东晋大亨，宝子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这里的“三百”、“二千”，是为了语言对仗，取其约数。实际上立碑至现在，已有将近1600年历史，碑文共有388字。大亨是晋安帝壬寅年（公元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称元兴，至乙已（公元405年）又改号义熙。云南远在边陲，不知内地年号的更迭，故仍沿用。   
　 三国时期，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称为“南中”， 爨氏作为南中大姓、豪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国时代，诸葛亮亲征云南，平定南中大姓叛乱后，“收其俊杰”为地方官吏，其中就有“建宁爨习”，官至领军；诸葛亮又“移南中劲卒”，充实蜀汉军队，“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至南北朝，爨氏已称雄南中。汉族移民带进南中的汉文化在豪强大姓统治者中部分地被长期保存下来，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爨宝子碑”则是这种融和的结晶。“龙骧”是晋将军名，地位略低于三公，晋南北朝在南中的统治者，多加封“龙骧”。这碑石虽仅寥寥数语，但证明在“爨宝子碑”之前80余年，爨氏就有人做龙骧将军。其家族早已赫一时，称霸一方了。   
　 此碑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魏晋至南朝禁碑，碑刻存世甚，这恰巧填补了南朝无碑的空白，爨宝子碑的署款为太亨四年，而查历史年表，晋朝却没有太亨年号。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评其为“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又云“朴厚古茂，奇态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它与书刻于公元456年的北魏《嵩高庙碑》风格接近。其立碑之时距书圣王羲之死时仅30年，却与世传右军法帖书风之清雅俊逸大为迥异。   
　 它融合了隶书、楷书、魏碑等字体的神韵，朴茂古厚，大巧若拙，率真硬朗，气度高华，气魄雄强，奇姿尽现。究其渊源，因属隶变时期的作品，体势情趣、情态均在隶楷之间。寓飘然于挺劲，杂灵动于木讷。   
　  由于其脱胎于汉隶笔法，故而波磔犹存，相较于《张黑女》《元怀墓志》等成熟的魏碑，它则更显得“原生态”。此碑字用笔方峻，起收果断，似昆刀切玉；字的造型奇特自由，似天马行空，神秘莫测，令人产生丰富联想。杨修品认为，《二爨碑》不是名家所书，也不讲究什么笔法，具有的是刀味、石味、民间味、野蛮味，和南朝正统名人书家的法度、笔意结构、书卷气形成强烈对比。《二爨碑》实质就是“不法”、“不名”、“不笔”、“不汉或许二爨冲破束缚的“另一类的特色”，正是它独特的审美价值所在。

    近人师法爨宝子者不少，广东的秦�@生先生，湖南的谭盘先生、周达先生于此均有建树。云南大学的校训“会泽百家、至公天下”八个大字即用爨宝子碑字体仿写，美观大方，文化厚重，独树一帜。招商银行的招牌用的也是这种字体。 

                                                           爨宝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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