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3网址_方黄笔战
广东历来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因而广东画人早就得以大量接触西方艺术而画坛新旧之争也早已有之。1923年广东画坛煞是热闹，高剑父创办了春睡画院,高奇峰也设美学馆授徒；传统派画人潘至中、赵浩公、黄般若等组癸亥合作画社,目的在于提倡“中国传统的艺术”,以“有别于从日本抄过来的不中不西的混血的所谓‘新国画’”,“树立国画的宗风”。次年举行了第一回展览会,引起了社会注意,影响日大,要求入社者众,越年遂扩组为国画研究会。但同时也引起折衷派的“嫉视”和“反感”,使“站在尊严的学统的立场”的画家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于是新旧派之战火复燃,遂发展至白热化、公开化的地步,拉响了“方黄笔战”的前奏。
二十年代的方黄笔战,是涉及高剑父作伪的文坛笑话。高剑父从日本回国后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黄般若在广州《国华报》上，揭发展出的作品中一部分是伪作，高剑父极力否认，并请做律师的方人定代笔作答，由此展开笔战。黄般若当时年少气盛,文字尖酸,而且了解日本画坛情况,搜罗一些日本画家的作品图片,与折衷派所自诩创作的画拍成照片,并列刊在报上,简直使折衷派没有反击的余地。
1926年2月15日， 高剑父在广州越秀山游艺会活动中安排组织了“新派画大展”，邀请汪精卫、谭延恺等党、政、军要人前往参观，并用国民政府名义以每幅千元之高价购去二高的画 数张。高氏以娴熟的现代书画经营机制使自己的画价和身价一夜之间百倍高于传统派画家，这受到了黄般若所代表的广州国画研究会等人严重的质疑，高剑父愤怒之 至，不承认对方的指控，并授意方人定撰文,向旧派发难,这便发生了“方黄之争”,历时半年,后由叶恭绰调停,黄般若退出了论争,但论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其实早在1925年， 黄般若就在一篇题为“剽窃新派与创作之区别”的文章中非常理性地提示了“创作”、“临摹”以及文人画家谦谦之举的问题。黄般若在文中完全不同意说中国艺术 缺乏“创作”，他指出对创作与抄袭的理解不能依凭是否中国人学习日本人或者西方画家，抑或是西方人临摹中国画。他指责高剑父的艺术仅仅在日本画家的作品基 础上做简单的剪裁甚至就在日本人的画作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以作为自己的“创作”，这是错误的“剽窃和抄袭”行为。方人定奉高剑父之命,写了一篇《新国画与旧国画》予以回应，前段大意是说如何改革，后段捧出高剑父三人。几天后潘达徽让黄般若写文章驳斥，大意是反对改革国画,国画不重写实,乱抄文人画的一大套理论,最后说高剑父等的画是抄袭日本的。方人定又驳一篇,大意是不同意他的文人画理论,后说高剑父少年留学日本,当然有些临摹。黄般若又来一篇说不是临摹,写明一个“作”字。又是在国画应否改革的圈子上驳了多篇。黄般若声明不再浪费笔墨,后来又用别的名字写一篇驳方人定。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议论纵横,针锋相对,亘数月不绝,一时哄动整个艺坛。
在整个论争过程中，虽然旧派的“矛头都是直接指向高剑父的,但在具体的论争中却又与全国的文化论争以及美术论争融为一体,因此,论争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现把有关主要论题中的分歧简述如下：(一)中国画萎靡不振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文人画的认识问题,此为论争的焦点之一。全国如此，广东亦然。(二)关于写生。（三）抄袭与创作。(四)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革新。(五)关于融汇中西。(六)关于日本画。
在这场论争中,双方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尽管二高一陈“以曾参与民国创立革命运动,和五四文艺思潮相适应,政治地位却非旧派的独善主义者可比”,够使折衷派在二十年代即处在上升地位,但在论争中却一直“处于劣势、在人力上力薄势单,只有方人定一人孤军奋战”。直到1962年广东美协在香港举办岭南派画展,关山月才和方人定、黎雄才等拟定四项:一,力求创新,提倡写生；二,南方色彩,个人风格；三,继承传统,吸收外来；四,兼工带写,色墨并重。高氏自打出折衷派旗号五十年后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理论纲领”。
旧派的画家在论争伊始,便显得人强马壮,攻势凌厉。在“方黄之争”后,他们的理论研究也随着论争的发展而逐步深人,先后出版了会刊《国画特刊》七期、《画风》三期,各种画册、画史、画论三十余种,在多个报刊上开辟了美术专栏。他们不仅有“研究之人才”、“研究之毅力”,而且还讲究“研究之方法”、“研究之常知”为发扬国光,互相砥砺,共同“领悟历史之精神,规划前进之方略”。他们对传统有精到而深刻的理解,而且非常关注西方美术的历史和现状，为“群起而求国画之进步,力求于古法之中,而参以种种变化,不甘墨守一家一派之法以自窘”,竭力提倡“从事活的研究,不为死的研究”,从而开创了“吾粤稍具思想”的崭新时期。（王苒）
参考：
黄大德：《民国时期广东“新”“旧”画派之论争》，《美术观察》，1999年10期。
来源：中国美术馆
